高质量发展植根于市场主体活力，而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更好释放市场主体活力。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，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形成既“放得活”又“管得好”的经济秩序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营商环境只有更好，没有最好”，深刻揭示了营商环境建设是一项永不竣工的系统工程。近年来，我国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为抓手，完善产权保护、优化政务服务、提升监管效能，实现了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的显著跃升。当前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纵深推进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，世界经济格局面临深刻调整。面对新的战略机遇，亟须构筑营商环境新优势，以此形成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。
以创新友好型生态催生新质生产力
新质生产力作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，其核心要素是知识、技术、数据和人才，具有无形性、网络效应、高流动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。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壮大，离不开好的营商环境。构筑营商环境新优势，本质上就是为适应新质生产力而构建的创新友好型生态系统，这一系统满足创新活动对制度环境的特殊要求。
筑牢创新基石，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。“十五五”时期，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需向更高效、更智能、更协同升级。一方面，发挥行政保护效率优势，健全覆盖全国的保护网络，实现专利、商标的快速审查、确权与维权，显著降低创新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推动保护手段多元化，积极发展仲裁、调解等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。另外，须前瞻性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，加强对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型创新成果的保护规则研究，平衡激励创新与促进知识扩散的关系。
激发内生动力，培育包容审慎的创新文化。在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，科学设置“安全空间”，允许企业在监管框架内进行小范围测试验证，降低创新试错成本。与此同时，畅通“科技—产业—金融”的良性循环，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，完善风险投资机制，引导资本投向具有潜力的初创企业，为创新注入金融活水。特别需要发展针对知识产权的质押融资、证券化等金融创新，解决无形资产估值难、流转难的问题。
畅通要素流通渠道，构建安全高效的新型数据基础设施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数据是关键生产要素，具有非竞争性、可复制性、正外部性等独特属性。应加快完善数据基础制度体系，厘清数据产权、流通交易、收益分配与安全治理规则。在确保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的前提下，分级分类推动公共数据、企业数据有序开放与授权使用，实现数据社会价值的最大化。规范发展数据交易市场，探索数据经纪人、数据信托等新业态，促进数据要素合规高效流动与价值释放。特别是要建立数据要素的贡献度评估和收益分配机制，保障数据生产者和处理者的合法权益。
以制度型开放对接全球经济
随着全球经贸格局深刻调整，制度型开放成为必然选择。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构筑营商环境新优势，是推动制度型开放的重要支点。
夯实开放根基，深化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。制定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负面清单，尤其是在金融、教育、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推进更高水平开放。探索基于风险的差异化清单管理，运用科学监管方法，明确限制措施的具体管理要求与流程，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。同时，将负面清单管理与外商投资安全审查、反垄断审查、行业监管等事中事后监管体系紧密衔接，统筹开放与安全，建立完善的风险识别和防控机制，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。
稳定市场预期，增强法规政策的透明度与连续性。健全涉企政策综合协调与事前评估机制，引入成本效益分析和影响评估工具，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。建立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常态化、多元化沟通渠道，设立“营商环境观察员”等机制，及时响应企业合理诉求，形成良好的政商互动关系。特别是要加强政策稳定性，避免朝令夕改，建立政策调整的过渡期和缓冲机制，保护市场主体的信赖利益。
拓展开放空间，主动对标与引领国际高标准规则。以加入《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》（CPTPP）和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》（DEPA）为契机，在“十五五”时期开展更大范围、更深层次的压力测试。在竞争领域，全面落实竞争中性原则，基于公平竞争理论，保障各类企业平等竞争，防止选择性执法和隐性壁垒。在数字贸易领域，探索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评估、认证等多元化解决方案，平衡数据流动与数据安全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，将环境、社会和治理理念深度融入营商环境建设，通过制度设计将环境成本内部化，使绿色低碳发展成为吸引高质量外资的新优势。通过前沿领域的先行先试，将我国在数字经济、绿色产业等领域的实践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，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。
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优化整体生态
“十五五”时期的营商环境建设，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，坚持系统观念，将其视为由市场准入、公平竞争、产权保护、要素配置、市场监管、政务服务、法治保障等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。建设重心应从“单兵突进”转向“系统集成”，实现从“物理叠加”到“化学反应”的质变，形成营商环境新优势。
强化制度协同，打通市场基础制度阻隔。应着力推动商事制度、信用监管、产权保护、要素市场化配置等领域的系统整合，消除制度间的摩擦和冲突。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，全面归集企业全生命周期信用信息，形成精准“信用画像”，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。据此实施分级分类监管，对诚信守法者“无事不扰”，降低合规成本；对违法失信者“利剑高悬”，提高违法成本，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。特别是要加强信用信息的共享和应用，打破“数据孤岛”，形成监管合力。
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，提升治理效能。全面推行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，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，破解多头重复执法问题，降低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。持续深化“互联网+政务服务”，推动更多事项“一网通办”“跨省通办”，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。利用大数据实现惠企政策精准推送与“免申即享”“直达快享”，确保政策红利高效兑付，提高政策执行效率。
夯实法治根基，提供稳定可靠保障。立法层面，需加快填补数字经济、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法律空白，修订完善市场经济相关法规，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。执法层面，要坚持依法行政，规范自由裁量权，全面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，防止选择性执法和执法不公。司法层面，需强化对各类市场主体产权的平等保护，统一法律适用，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，完善市场主体救治与退出机制，及时兑现胜诉权益，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保障机制。
（秦平山，系河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、河北科技大学副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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